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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驳斥了伯克希尔是由他的个人品牌驱动的观点。对巴菲特来说，伯克希尔唯一的优势是其无与伦比的财务实力和投资速度。他预计，在他离开后，将会有一群投资银行家“游行”，兜售剥离业务的“胡扯”想法，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没有人会屈服于这种压力”。当公司不再由最著名、最值得信赖的人领导时，投资者或监管机构会担心吗？巴菲特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：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所以喜欢伯克希尔，是因为它遵守规则，资本严重过剩，并确保其子公司——从保险到发电——也存在资本过剩。

答：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内容涉及八个方面，具体包括党的领导、股东治理、董事会治理、监事会和高管层治理、风险内控、关联交易治理、市场约束、其他利益相关者治理。每个方面均涉及一系列合规性指标和有效性指标，其中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评价指标共计162项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共计163项。《办法》首次对公司治理机制失灵等情形设置调降评级项，相关风险问题一旦发生，则该机构评价等级直接降为最低级（E级）。同时，为鼓励良好公司治理实践，《办法》还增设额外加分指标，对银行保险机构的企业文化、经营理念、创新精神、客户服务等“软指标”进行评价。本次发布的制度为试行，后期监管部门将根据公司治理监管实践，择机对《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。

多位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，小米上市之路一波三折或许是雷军的性格所致，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心有不甘，隐忍、积累，而他的梦想是超越BAT。国内激进反击战雷军直接对汪凌鸣下达指标：印度四年做到第一，中国四个季度必须第一。成立前五年，小米一路高歌猛进，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拿下中国智能机销量冠军。但2016年它突然身陷危机。这一年小米国内销量仅4150万部，相比上年同期的6490万部下跌36%。对任何手机厂商来说这样的下滑都是致命的。

界面新闻：现在看这场疫情，与SARS有颇多相似之处，你觉得有什么可反思的？王广发：现在溯源的事还不明细，病毒到底是怎么进入人间的，有说华南海鲜市场是主要源泉，但我觉得很可能还有别的源泉，推测很可能是野生动物。所以我们需要反思，SARS的出现是因为吃野生动物，这次又高度怀疑是野生动物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野味？为什么愿意冒这么高风险？这不全是卫生部门的事。有人吃，就应该有市场，政府应该加强管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公民个人在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，如果大家都不吃，小贩怎么去卖呢？这样的疫情就可能不会发生。这些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教训，希望这次能汲取。

二是CDR的基础证券原则上以增量为主，其他市场更为多元化。我国CDR基础股份的来源种类相对有限。可以来自试点红筹企业境外ADR持有人转换后的基础证券，也可以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等地的未存托基础证券，但并未包括优先股。以港股市场仅存的唯一发行存托凭证的淡水河谷为例，其基础证券的来源既可以是普通股或优先股股东，也可以来自ADR持有人。通过向巴西托管机构发出转换申请，托管机构将指示港股存托机构及过户登记处完成过户登记并发行HDR或A类优先HDR，也可通过向美国的存托机构发出ADR的注销申请，并将普通股存入托管机构，托管机构指示港股存托机构及过户登记处完成登记并发行HDR或A类优先HDR。

这一趋势还将加剧——招股书显示，小米分销商数量激增，2015年到2016年缓慢从93增长到299，在2017年末达到1103，又在2018年一季度上涨至1593个（见表5）。线下最难嗑的是利润，比如直营店，其运营管理会苛刻到计算开灯时间。林斌曾在接受《财经》等媒体采访时说，小米新零售的核心是效率。一家店只卖手机，手机购买频次低，用户进店频率也低，只能通过单部手机高毛利挣钱。解决办法是通过产品组合提高进店人流、转化率和连带率。小米之家SKU有200以上，连带率达3.2，坪效是26万元/月，仅次于苹果的40万元/月。但其挑战在于扩大规模的同时还得保证高效率。而分销渠道更难，今年5月小米专卖店和直供点利润率下调，有经销商流失。